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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中科院解决卡脖子问题”靠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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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标题：“中科院解决卡脖子问题”靠不靠谱？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 | 柯晓平 近日，一些自媒体就“中科院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一事发表网文，在网络上引发了一
原标题：“中科院解决卡脖子问题”靠不靠谱？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 | 柯晓平
近日，一些自媒体就“中科院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一事发表网文，在网络上引发了一些讨论。
这些文章和网络评论观点大同小异，无外乎说科技、技术、工程是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组织模式。卡脖子问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应该依靠企业来解决，而中科院主要是搞基础科学研究，将卡脖子清单变成自己的科研任务清单并不“靠谱”，有明显“越界”之嫌。
这个观点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太能经得起推敲。
因为支撑这一观点的理论已经滞后于创新实践，论据粗略而有失偏颇。
为什么说理论支撑已经落后于创新实践呢？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和工程概念体系起源于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学相互区隔、前后引致的线性创新模式，并认为应该采取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1945年发布的这份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基石，产生了“永恒的、抽象的”影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为把科学、技术、工程相互割裂的思想反而制约了创新的发展。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布什的理论提出异议。
1997年托克斯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指出在纯基础研究（波尔象限）和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之外，还有一个由解决应用问题产生的基础研究可以称为“巴斯德象限”。
巴斯德象限的基础研究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还能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
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希·那拉亚那穆提出版了《发明与发现：反思没有止境的边疆》，进一步批评线性模型，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认为基础研究（发现）和应用研究（发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循环往复的。
这一模型更好阐述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内在关系，也更符合科技创新的实际。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很难说是科学的成果还是技术的进步。
比如说，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量子霍尔效应、集成电路的发明和光纤技术的研发，既可以说是科学（发现），也可以说是技术（发明），很难严格区分。
又比如，在5G技术中，华为的核心技术Ploar极化码就是由一位数学家完成的。
今天我们很多所谓的“卡脖子”技术其实也是“卡脑子”，是基础研究滞后造成的。
比如我们讨论很多的光刻机技术，其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60年代的接触式光刻机、接近式光刻机，到1970年代的投影式光刻机，1980年代的步进式光刻机，再到后来的步进式扫描光刻机、浸入式光刻机，到现在的EUV光刻机，设备性能提升的背后伴随的是光学、化学、材料等基础科学的发展。
我国光刻机技术在1960、1970年代基本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今天的落后一方面是后续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相关基础研究的滞后。
所以任正非也指出，数学和基础研究是华为进入技术“无人区”之后的灯塔，面对“卡脖子”的芯片问题，光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为什么说这些文章的经验观感是粗略和有失偏颇的呢？比如说，作者认为中科院擅长的是“点上”的科学研究，对系统性强的高技术问题并不在行。
其实只要稍微了解情况就知道，中科院不仅有数学、物理、化学等偏基础研究类研究所，也有一批光学、材料、信息等偏高技术类研究所。
中科院不仅产出了大部分代表了我国基础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产出了不少代表国家高技术发展水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还孵化出了以中科曙光、寒武纪等为代表的掌握核心技术的上市公司。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嫦娥探月工程、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zonghexinwen/2020/1004/8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