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学科与德国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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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050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哲学与文化德文学科与“德国学”建设叶隽通过对中国大学德语系的现状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一种崭新的可能，就是在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中的德语系，其实虽

050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哲学与文化德文学科与“德国学”建设叶隽通过对中国大学德语系的现状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一种崭新的可能，就是在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中的德语系，其实虽历经沧桑风雨，但仍在未定型的过程之中，有很强的可塑性。我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作为教育载体的德文教育（以德语系为主体）与作为学术传承的德文学科（以德语文学研究为主体），是需要做出一定程度区分的。虽然这两者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首先还该是“别共殊”，然后才能从容讨论两者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相比较德语系更重面向学生的课程设计和知识传授，那么，德文学科的发展，究竟又对现代中国学界意味着什么呢？德语文学研究的推进，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这不是一个德语系的问题，而首先是德文学科的问题。在我看来，现时一生来看，这还是一个悲剧———这样一位满腹经纶又才华洋溢的人文学者，竟然被无谓而庸俗的意识形态折磨了大半生。朱光潜在他的译本中，特别把“维柯自传”也译了出来，置于书后附录。这个自传是维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的，其实就是一部“心路历程”的记录，用第三人称，显得更客观，也和笛卡尔故意用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恰成对比。可惜的是，朱光潜没有用维柯的方式写一本《朱光潜自传》，但至少我们在他的译本和脚注中探测到他的心声。维柯何其有幸，他的《新科学》在中国也有一个传人。讲到此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我的目的不全在学术———试问多少学者愿意用考评训诂的方式写一本大书？我们也无法像维柯一样，从远古一直写到中古，把西方人文历史分成一千多条规则。所以我说我们只能以跳跃的方式抓住几个时空的连接点，探讨下去。至于我个人，已经没有精力写大书了———在朱光潜在天之灵面前实在惭愧———而只能“误打误撞”地作“小研究”（mini-research），也就是多看几本书并找寻其“互文”关系，也自得其乐，愿在此与各位共享。【作者简介】李欧梵，哈佛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特聘教授。2012年第5期东吴学术思路，在学理层面进行讨论，提出自家的学科理论框架。一、“语文学”的定位及其三大支柱就目前的发展来说，如果说将语言教学摒除在外的话，那么德文学科还剩下什么？我觉得其根本应在于“语文学”（Philologie）。⑤读书须先认字，这恐怕是常理。但对中国的日耳曼学者来说，却是“知易行难”。我这里凸显所谓“德文学科”的概念，主要是想强调概念的区分度，即日耳曼学科（即日耳曼语文学科）。对德国现代学术的建立而言，语文学（Philologie）的发展，关系①冯亚琳、张赟、陈谨：《德语语言文学》，王鲁南主编：《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报告2006》，第7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②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系统性地归纳存在的不足：（1）重量级成果较少；（2）理论素养欠缺；（3）研究视野狭隘；（4）中德文学关系方面的成果不多；（5）批评意识和反思精神缺乏；（6）某些非德语出身者的研究不尽如人意；（7）译介方面的重复劳动现象，对于德语国家重要成果几乎没有译介。冯亚琳、刘海婷、陈瑾：《2001-2005年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46-53页。③具体论述见《外国文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下卷，第925-93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④关于学科定位，虽然已经提出多年，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关于其基本情况的叙述，见冯亚琳、张赟、陈谨《德语语言文学》，王鲁南主编：《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发展报告2006》，第74-7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⑤有论者也明确指出“以语文学为基础、以文化学为视角的框架”的思路，WangBingjun：譈berlegungenzurmethodischenOrientierungenderchinesischenGerman－（Hg.）：Literaturstraβ：VerlagKoenigshausen&NeumannGmbH.，。王炳钧：《文化学：未来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可能之路》，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与中国：学术中的相互认识与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9月27-29日。“跨文化日耳曼学”之主旨也在于其强调是一门面向现实、以语文学为主导，同时带有比较文化人类学特征的文化科学。见Wierlacher，Alois：魧sthetikdesAlltags–Ansichteneinesvernachl覿，6，1980，代背景下德文学科的出路和意义，或许都在于“德国学”的建设。如果说处于“外国文学”学科群下的德语文学研究相对比较弱势的话，那么，借助“德国学”（日耳曼学该是下一步积累后讨论的问题）命题的提出和各学科互涉的力量整合，有可能形成“天罡北斗”的超常效果。不过，我们还是不妨先考察一下德文学科的现状。有学者这样总结现时代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状况：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尽管有一些跟踪研究，但无论是研究领域、研究层次、研究范式，还是研究视角都还处在零散的状态，整体上的把握不够。研究的规范性最近几年有很大的进步，研究的视野也有较大的扩大，但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有些研究课题不是学者长期学术积累的自然结果，而是出于各种科研任务的需求，这难免影响研究的系统性和质量。“跟热”现象近年有很大的改进，这反映出德语研究界在不断成熟，但此现象并没有完全杜绝。①虽然仅是总结二○○六年状况，但也确实有其普适性的一面。②但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对基本状况的描述，固然反映出本学科在学人素养、制度压力、学理积累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更透露出一些本质性的关节点，即学术伦理有待建立、学科传统有待建构。故此我更凸显德国研究日渐走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大趋势，强调在本学科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中可考虑加强或树立三个意识：研究指导思想上宜树立“学术史意识”、研究范式方法上宜提倡“问题意识”、自觉加强同相关学科（包括邻近学科与主流学科）的“对话意识”。在操作技巧上强调三个意识：加强研究者自身学养和修养的“文本意识”、加强对研究对象的“尚友意识”、对当代德语文学宜提倡采取“批评意识”。③不过，这些也还只能说是一些基本的策略性思考而已，如果要想溯本清源，为本学科提供不但赖以自立、且能圆融施展的广阔学术空间，则必须认真思考学科定位问题，④并尝试在新视域中引进新资源、新052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极大。其中“东方学（dieWissenschaftvomMor－genlande）所须负担者是尤其困难而繁重”，具体言之，“同自然科学一样，语文学也已经因为认识范围之大型进展和研究资料之不断的积累膨胀，以至于不得不分化为许多单独的科目了。‘东方语文学’（OrientalischePhilologie）先是摆脱了它那‘神学侍婢’（ancillatheologiae）的旧身份。闪文学（Semitistik）也久已夫有别于东文学（Orientalistik）那个混称”。①此处涉猎领域极为广博，尤其是将语文学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可见其对此学科的高度重视。不过我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追问，德国人是如何界定其语文学概念的呢？最正宗的，当然还是自家的“德国语文学”。一九三〇年代时，施乐德总结五十年来的德国语文学如此定义道：对于我们这门全部事业，我采取了“德意志语文学（deutschePhilologie）”底名称，这个名称底意义是与雅各·格里母（JakobGrimm）所给与他著的那部囊括一切方言土语的伟大的“德意志文法（DeutscheGrammatik）”的广阔意义同其广阔的。而所谓“日尔曼语文学（GermanischePhilolo-gie）”，在这个名词范围以内，就要令人们觉得大作家史滔穆（Storm）和克勒（Keller）有些异样而难以合适了，可是我们的工作必须要顾及这两个人，亦一如必须要顾及瓦尔德·封·福格尔伟德（）及俄尔夫拉穆·封·艾伸拔哈（）一般，并且最后所谓“日尔曼国粹学（Germanistik）”的字样，这个并不见得怎样优美的商业语，人们只可限定它，用于故书店里的破旧书目上头去吧，我们是用不着它的了。然而在Philologie（语言学，文献学）一名词之下，则不仅新近所标榜的“唯心派语言学或文献学（idealis-tischePhilologie）”，甚至极严重和极严格的精神史上的任何方式都能找到它们的归宿，并且那可为文化进展的证物的一切材料都要是这门科学讨论的范围的。这新起“德意志国学（Deutschkunde）”是把它的边界划得很广远的，是要贡献给更广阔的读者范围的。②或者这个学科的概念我们用“德系语文学”（deutschePhilologie）来表述比较好，大致是指德语系统的意思。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跨学科方法的使用，但基本学科定位应该是德语系统的语文学研究。那么，下面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就现阶段中国的德文学科（以德语系为依托）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语言学、文学、翻译学等，当然还有所谓国情、外交、经济、跨文化交际等。但严格来说，语文学的支撑点有三，即语言学、文学、翻译学。文艺学（非一般概念，而类乎德语中的Lit－eraturwissenschaft）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学名，它在语文学中毫无疑问当居于核心地位。早在一九四〇年代早期，李长之就翻译过德国学者的著作，用的就是《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③而就文学研究的优势地位来看，这一点似乎也为中国学界现状所证实，仅就论文发表数量来看，德语文学研究远超出语言学、翻译理论、教学论①安诺·黎蒂曼（EnnoLittmann）：《闪系语文学》，江绍原译，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第2册，第643-64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②爱德华·施乐德（EdwardSchr觟der）：《德国语文学》，杨丙辰译，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第2册，第501-50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雅各·格里母即雅各布·格林（JakobGrimm，1785-1863），史滔穆即施托姆（TheodorStorm，1817-1888），克勒即凯勒（GottfriedKeller，1819-1890），瓦尔德·封·福格尔伟德即福格威德（WalthervonderVogelweide，约1170-1230），俄尔夫拉穆·封·艾伸拔哈即埃申巴赫（Wol－framvonEschenbach，约1170-1220）。③直译当为《文学史与文学学术》，后者就是用的“Liter－aturwissenschaft”这个概念。WernerMahrholz：《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LiteraturgeschichteundLiteraturwis－senschaft），李长之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当然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它不同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所惯用的“文艺学”概念。所谓“1949年以后，‘文艺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重要课程，与新意识形态的形成直接有关”，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东移及后果》，陈平原主编：《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第35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2012年第5期东吴学术身的丰富多元，尤其是富于思想史意义而特别具有思想史品格，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中心和导向作用。同时它也是和其他学科相互沟通、别出手眼的重要手段，因为思想史不仅是通识研究中占有“轴线”地位的学域，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综合了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⑥而且在德语文学研究中就更体现出这个特点，因为德语作家的最大特征往往就是“以诗述思”，⑦从思想史角度来考察德系文学史，不仅有益，而且必须。二、语文学的“思想史”导向西方人一般将Philologie译为“古典学”①冯亚琳、张赟、陈谨：《2001-2005年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46-53页。谈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一般而言，有三大块，即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德语文学的学科建设，是否可以照此依葫芦画瓢呢？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学，在我看来，宏观的语种文学史研究未尝不可，但其思路方法都会大有区别。德语诗学非常有自身特色，值得特别开辟，德语文学理论也是完全可以大加发展的。至于关系到当代德语文学的文学批评，更是我们所特别缺乏的。具体到德语文学史的研究，至少有几大块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德国文学史研究、奥国文学史研究、瑞士德语文学史研究，这三国各有其民族特色，值得区分处理。如瑞士的文学史就更难处理，因为它是一个多语种国家，还包括法语文学、意大利语文学等，除了考虑其语言特色之外，也要考虑其民族特性。②如此说法并非不给这个方面的研究者以出路。我觉得教学法的研究应当归入到跨学科的方向中去，即纳入到教育学的整体专业和学术方向进行考虑，如所谓的“课程”等专业方向。当然要指出的是，教育学本身学理性建构也比较差，需要多方面引入学术资源以提升此领域的学理性基础。③见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修订本），第8-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④见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⑤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上卷，第3页，转引自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10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⑥何兆武、陈启能主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第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⑦当然我们也不应忽略文学史作为特殊艺术种类的艺术史意义。053与教学法、德国研究、跨文化交际等领域。①语言学乃是本学科的重要基础（Sprachwis－senschaft，而非简单的Linguistik），但这里强调的乃是以学术性语言学探究为限定的概念，而一般性的教学法应排除在外。②这个方面，我们应当承继西方语言学的良好传统，即重视十九世纪以来学术体制化的语言学三大派分：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③在这样的学术谱系中去确立德语语言学的定位。翻译学（Translationswissenschaft，而非简单的偏重实践的Uebersetzungswissenschaft）乃是外语语文学学科中应该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是涉外语文学科的立身基础，跨越两种语言，就必须借助翻译的手段，这才是跨文化的具体落实。但如何在学术层面确立起翻译学的实际地位，则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学界有所谓“译介学”的提法，即强调“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但这不仅是比较文学应该关心的问④题，更应是具体的外语语文学学科必须建立的基本学域支柱之一。更重要的是，语言学、文艺学、翻译学三者不可割裂，而应始终站在一个和谐统一的高度上去把握三者关系，立脚点当然该有重心，可了望哨却不可遮蔽。这三个方向的学理性基础则是共通的、共享的，即应当落实在历史学方法上，亦即需要考察语言史、文学史、翻译史的基本内容。作为基础学域的语言学，应得到高度认知，因为读书必先认字，在基本的语言教学基础之上凸显语言学的理论指引和学术导向，殊为重要。所谓“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⑤应该说这段论述相当之高屋建瓴，也能体现语言学的学术史意义。同样，翻译学作为外语语文学学科的长项，也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因为所谓跨文化，如果不借助跨越异质语言之间的转化和文本再创功能，如何跨得起来呢？而“翻译学”的意义除了实践层面的致用意义而外，其实更具学理性层面的奠基作用，也让研究者在更具体的操作层面能深入到语言学、文学研究的内部去。而作为学科核心的文艺学，则因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学文本自054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classic），规定其本质为“希腊-罗马文明研究”，所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对现存事物并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发点，目标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丽事物的纯洁的、幸福的沉思。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能证明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①这当然是一种狭义化的定义方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方式却给我们认知“语文学”的最初缘起以不少有益的启示。因为其定位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是顺应社会实际需要而产生的。而还有一种解释则从狭义角度立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语音、词汇、语法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人们渐渐地对传抄下来的古书读不懂了，解释不通了，这时就需要有人对古籍作注释、考证，对传抄中窜入的错误，还需要进行校勘，这样就形成了语文学”。②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延伸下来，看一看德国语文学在现代学术体制内逐渐形成的过程。雅格林被尊为德国语文学学科之祖，所谓·“在他以前的一切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历史”。③后世学术史家对作为民间童话收集整理者的格林如此推崇，主要还是看重其跨学科、多视域的文化场域意义：他（指雅·格林，笔者注）一开头，就把我们这门学科同“比较语言学（Vergle-ichendeSprachforschung）”密切结合了起来，没有这宗结合，德意志文法底完成是不可能的，他是法律史家和宗教研究家，他的根基茁在了极狭隘的故乡之中，然而他却精通许多种语言和日尔曼民族领域内的国情与国粹———他和他的弟弟维廉·格里母（WilhelmGrimm）都与葛德（Goethe）接近，并同后期浪漫派（Romantik）底领袖都立于至密切的友谊地位。在他们两人是还不能会有“古日尔曼国粹学”（Altgermanistik）与“新日尔曼国粹学（Neugermanistik）”的区别的，这是新近的人们勉强分了出来的一种区别。④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格林之所以被推崇，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其跨学科意义。甚至也不仅是比较语言学，自然就包括了翻译学，还有文学研究，还有他本身具有的多重学术背景，诸如法学、宗教等。而那代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学问在他们那里不是被后世因严格之专业划分而造成的割裂状态，而是一种妙手天成的和谐，是融通的，是自然的，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关于学科的现代理念在十九世纪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浮现出来，它是一个在科学、学术和技术专长中日益专业化的产物；是在德国大学中最先得到提倡的研究理念；也是对欧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的重建”。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深刻认知学科分割知识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努力探寻一种可能的出路。在知识已经进入到制度化、体系化的“划疆裂土”时代，要想再一成不变地追求以往的“通人境界”，既不现实，也强人所难。可能的途径倒是，树立“通人理想”，立足“学科意识”，追求“学域联通”。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既承认现实，同时也不放弃理想，在既有的学科藩篱和规训之中立定脚跟，接受“镣铐”，同时也努力寻求一种“可能的突围”，这就是我特别强调的所谓“学域联通”。因为我觉得现在甚嚣尘上的“跨学科”实在太过泛泛，因为如果将问题追踪深入下去，跨越学科藩篱是必然的，没必要“大惊小怪”。但如果以为仅是将不同学科的著作翻①〔德〕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Moellendorff）：《古典学的历史》（GeschichtederPohilologie），第1-2页，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②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修订本），第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③④爱德华·施乐德（EdwardSchr觟der）：《德国语文学》，杨丙辰译，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第2册，第50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维廉·格里母即威廉·格林（WilhelmGrimm，1786-1859）。⑤〔美〕波特（Porter，T.M.）、罗斯（Ross，D.）主编：《剑桥科学史》第7卷，《现代社会科学》，第175页，第7卷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2012年第5期东吴学术即是这一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⑤这段话虽然简短，但蕴涵甚丰。在傅氏这里，语言即是思想，再推一步，则语言研究就是思想史研究，这恐怕才是傅斯年的本意所在。当然过于强调思想史的范式，难免有“霸道”之嫌，在凸显思想史导向的前提下，也应该具有充分的包容度，即允许那些坚持其他学理基础、学术导向的研究范式的存在和发展；再看翻译学，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一般的翻译研究，往往拘泥于文本，其细节讨论固然不乏可观之处，但若论及深层之发覆，则颇少见。可一旦引入思想史的视野，问题的深度和揭示的意义，则蔚然可有观者。说到底，思想史选择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和普适性。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其实都脱离不了思想的制约，在任何一种具体学科的学理发生之中，也都离不开思想的导向。故此，进入到思想史领域，是一种必然现象。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思想史所论述的是人们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广泛意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前所述，这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所在。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也就是历史）都是有思想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历史抽调了思想，就不成其为历史。单纯的自然史并不是历①C.P.Snow：，Vol.23，No.2/3，NewFoundations：ClassroomLessonsinArt/Science/Technologyforthe1990s.（1990），②比较典型的，如汪晖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到中国思想史领域，完成了一部大作。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③譬如黄梅《推敲“自我”——说在18世纪的英国》，—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④叶隽：《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勒戏剧的思想史—席意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⑤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出入史门》，第7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055阅并征引一下，这就是“跨学科”，甚至作为学术创新，这就难免是“买椟还珠”了。因为更难做到的则是在不同学科之间作出有效性的关系建立之尝试，这才是对学术和不同学科本身的原创性贡献。知识和知识，尤其是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知识的关联性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们重建对于学术、知识，乃至人类文明史重新认知的首要问题。当然，一开始就追求打通过于宏大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关联并“联通”之，譬如斯诺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势不两立”，非大家而①难为之。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未免是“缘木求鱼”，有好高骛远之嫌。在具体的操作策略上，我倒是主张应从具体的基础性学科本身开始，先求内部之“联通”。譬如就语文学来说，就非常有必要。因为无论是作为传统学科的语言学、文艺学，还是新兴学科的翻译学，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彼此之间相互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这是首先需要克服的。就语文学学科构建而言，我们必须强调其鲜明的方法论导向或者理论建构意识，在我看来，就目前状况看，应当特别凸显其“思想史”导向。思想史这一取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内联外合”的功能，对内，它可以整合作为不同学域分支的语言学、文艺学、翻译学，给各学域以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对外则与主流学界的基本指向相一致，参与到整体学术研究进程中去“同声共舞”。就我们的文学研究而言，思想史取向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好在主流学界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学者开始了可贵的尝试；②而在外国文学领域里，如英、俄等大语种文学也开始了这样一种转向的过程，虽然总体来看还仅是凤毛麟角，但毕竟昭示了一种可能，而且③其学术增长点的体现也体现出一种“预流”的态势。就德语文学研究而言，思想史导向的兴起，还是近年的事情，④但无疑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文艺学研究中选择思想史导向，或者涉猎思想史导向，是必然的；而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就更不必说。至于语言学和翻译学，也都在思想史的笼罩范围之下。傅斯年对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056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史，即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类的历史是贯穿着人的思想活动的历史。正因为思想史的这种特性，所以它不是任何专史，如哲学史或数学史等等。哲学或数学当然也是思想，所以也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是思想却并不必须采取哲学的或数学（或其他任何专业）的思维方式……贯穿着人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的是人的思想的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史。①故此，以思想史为导向，既是一种自觉的对人类整体发展史研究的介入和进入，也是一种返观自身、反思学科的诉求和需求。而更重要的是，就德语文学的特点和德国民族性的沉思特质来看，恰恰是特别符合思想史研究的要求，具有天生的学科与文化的“双重契合性”。故此，以语言学、文艺学、翻译学三大支柱为基础，以史学方法为支撑，取来具有人类史认知契合意义的思想史为导向，则德文学科的跨学科特征不但豁然显现，而且具有强烈的整体学术场域的互动功能。那么，德文学科也就必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单纯的语文学范畴之内，而必然延伸到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更为广阔的整体学术领域。而当此之际，德系语文学的概念也就难以涵盖其更为丰富的多元内容，这就必然使得我们走向一个更高层次、具有整合意义的学术概念的提出，即“德国学”!三、“德国学”建构与“文化学”视野—以“歌德学”学域为例——中国的“德国学”命题，似乎至今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在第二章的历时性勾勒中，所谓的“德国学”更多是一种出于后世研究者的理想性建构的话；那么，在讨论现时代的德国学问题时，则更多出于学人因研究触发而产生的自觉学术伦理诉求。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被视为进步的学术分科与专家之学，②越来越成为一种被质疑的现象。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仅仅局限在狭隘的学科范围之内，已经很难深入问题的深层去揭示本质，因为“专业化不仅要求远离政治，而且还要求远离通俗的知识”。③这样一个问题体现在学科意识方面，就必然使得研究者希望突破现有学术体制所造成的学科藩篱，而追求一种对问题本身追本溯源的科学探求。譬如“歌德学”就是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最佳学域。作为一门学科的“歌德学”（dieGoethe-Philologie），虽然从德国追溯源头的话，应当从日耳曼语文学的范畴里算起，因为真正在学科史意义上将其构建成功的仍算是文学史名家谢勒尔（WilhelmScherer，一八四一-一八八六），他于一八七七年发表的《歌德学》（Goethe-Philologie）一文，真正尝试从方法论上构建了歌德学作为专门学问的学理基础。④但如果我们拓展学术眼光，以一种宏阔的学术史视角审视之，则从一开始它就是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学域，甚至基本范式也是在作为哲学家积极参与之下而确立的“自然科学（谢勒尔）-精神科学（狄尔泰）”双重结构。作为一代伟人的诗哲歌德，其一生所涉猎的知识范围固然极广，从人文学术、哲理思考到自然科学、各类艺术等，几乎无所不及；在人生的社会实践中，也有过从书斋到田野的广泛经验，譬如说担任魏玛公国的高官等；更重要的是，他还对各种异文化有着积极的探索热忱，不仅是西方文化范围之内的古典希腊、英、法等，而且还包括东方文化的核心子文化如伊斯兰、印度、中国等。故此，就个案而言，歌德①何兆武、陈启能主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第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②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在历史上这种现象是代表着进步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们形成了不同的领域，专家们把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于这些特殊领域的研究、思考和训练。”〔美〕波特（Porter，T.M.）、罗斯（Ross，D.）主编：《剑桥科学史》第7卷，《现代社会科学》，第175页，第7卷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③〔美〕波特（Porter，T.M.）、罗斯（Ross，D.）主编：《剑桥科学史》第7卷，《现代社会科学》，第179页，第7卷翻译委员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④WilhelmScherer：“Goethe-Philologie”，inMandelkow，KarlRobert（hrsg.）：GoetheimUrteilseinerKritiker-DokumentezurWirkungsgeschichteGoethesinDeutsch－land（《批评者眼中的歌德——德在德国影响史资—歌料》）.ünchen：C.H.Beck，年第5期东吴学术“德国学”构建的过程中，处于核心枢纽位置的必然是“德文学科”。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建设至关重要，这是一切的根本。之所以强调德文学科的重要性，这里主要指具有纯正的“德系语文学”概念的德文学科，乃看重以下几点：（一）可以提供语言基础的系统性训练，无论其他涉德相关学科如何具备学术优势，但一般而言不可能具有强势的语言（此处是德语）规模性优势，包括师资、经验和应用能力等，在此基础上可以提供较为系统的人才培养的循序渐进模式；（二）在制度上可以提供容纳百家的合作研究、学术讨论乃至站队整合的制度性基础；（三）最为核心的一条则是，是否可以提供引领各相关学科学人普遍兴趣和关注的学术命题和范式理论。就第一点来看，德文学科确实有此基础，尤其是大量的德语科班出身的师资队伍和长期重视语言教学的积累足以保证此点。就第二点看，在目前的教育学术体制下，进行实体性质的“德国学”研究机构建设，恐怕不太容易。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经济，等等，都被置于不同的学科之中，有的更未能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如就没有专门的德国史专业（放在世界史之中），没有专门的德国哲学（放在现代外国哲学之中），更没有德国教育（放在外国教育之中）。所以，相对而言，惟有德语文学是有学科建制的专业，这既与中国现行的大学和学术制度相联系，也与语言文学作为一个民族学术文化的核心有关。就第三点来说，是最为困难的，因为就目前各学科中以德国研究具有知名度的学者来①〔德〕李凯尔特（Rickert，Heinrich）：《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KulturwissenschaftundNaturwissenschaft），第9、10页，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②见Voβkamp，Wilhelm：，Ansgar&Nuenning，Vera（Hg.）：KonzeptderKulturwissesnchaft，TheoretischeGrundlagen–Ans覿tze-Perspektiven（《文化学的概念：理论基础-动力-视角》）.Weimar&Stuttgart：Metzler，③王炳钧：《文化学：未来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可能之路》，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与中国：学术中的相互认识与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9月27-29日。④范捷平：《文化学转向中的学者主体意识》，王炳钧、冯亚琳主编：《德语学习》（学术版）2009年第1期，第2页。057不但是最佳的“藏金矿”处，而且也是最佳的“德国学”共享平台，因为说到底，最后的学术研究仍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对象之上，才能算是“以小见大”的最好范式。如果说“德国学”还仅是从学科涉猎范围进行提升，“歌德学”也仅是提供一种学域选择可能，那么在学理上予以必要支撑，则洵为重要，如此则“文化学”的概念值得关注。相比较狄尔泰以“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并立来建构人类知识体系，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师徒换之以“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并列，后者明确区分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概念，并承认前者的强势地位，所谓“自然科学以紧密连接的状态出现，并且由于这种紧密连接的状态博得人们的尊敬”，而“对于经验的文化科学来说，无论如何直到如今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①说到底，文化学的立场，基本上就是一种人文学科的态度。这样立说自然可备参考，但毕竟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仍有待进一步细加厘清。“跨文化”之类的讨论，似乎可以纳入到“文化学”的整体范畴中来，因为显然后者更具学理基础。“文化学”的问题，本是最不易谈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其涉猎面至为宽广，也牵涉到人类精神形成的基本问题。但正因其牵涉太广、内容难以具体落实，所以很难成为一种学术体制内的学科建制。就此看来，将“文化学转向”视为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则洵②为高见。一般来说，已有中国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引入相关理论；③有论者更进一步提出：“当今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应该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文学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以自己的方式安身立命，第二个问题与此密切相关，即如何形成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性和主体意识。这两个问题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路径和方法的统一。”④两者的思路都在引入德国的文化学思路来更新中国德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其意义是毋庸赘言的。其实，在我看来，德语文学一学科的建设，非仅关乎学科之本身，同样会作用于现代学术的整体进程，尤其是对于我们拟想中的非现行学术建制之内的“德国学”意义重大。因为，在058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看，自学成才或专业转换的未尝没有，出自德语文学学科的也不在少数，①可真正立身于本学科而获得跨学科、乃至整体学界普遍影响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因为说到底，整合德国学的关键，除了各种现有的制度性条件的支持之外，学人是否能产生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整合性的学科思想是为关键。任何一个新学科的产生、新领域的开辟，都与新学者的洞见和富于创造力的发见密切相关，德文学科的别出手眼与德国学建构的关键，想亦不外乎此。应该说，这几点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有些问题不能奢求，与其缘木求鱼，我们不妨来看看德国人自身的经验如何。譬如勋勒尔（Sch觟ne，Albrecht，一九二五-）作为歌德学研究的领军人物，②他的那篇《浮士德的升天———论〈浮士德〉最后一场》相当深刻。③他同时也是国际日耳曼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但曾任国际日耳曼学会主席，而且对本学科的跨文化与国际性有着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在他看来：与自然科学专业的国际化性质不同，日耳曼语文学的特点是，它不仅在不同国家被研究，而且还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方式被研究。即使我们对理论前提、方法论原则和可言过程的规律有着共同的看法，由于受不同的条件、经验和兴趣的影响，各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看法的差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研究对象的选择、比较材料、课题和衡量标准的设定、主要参考文献的筛选以及作品的接受过程显然均受到不同的出发点和基本看法、不同的需求、任务和不同的母语，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为了能够在“相互交流”中互相学习，我们必须充分发掘这种视角多样性所带来的动力，而不应该让那种毫无意义的大一统的做法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从已为德国日耳曼语文学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如果他不是把在非德语国家大学的德语、德国文学和德国国情专业理解成文化传播点或民间领事馆的话，那么他即使从本国文化的利益出发，也不应该希望人们在那儿只是在用小火去温热那些我们在家已经煮熟的、或多或少还能食用的冷饭。④应该承认，这段分析确实高屋建瓴。虽然作者使用了“日耳曼学”这个大概念，但其讨论的主要内容仍在于“德文学科”，更重要的是，他引入了“跨文化”的视野，强调由于异文化因素的渗入而造成日耳曼学的视角差异。无论是在具体的入手研究处（歌德学），还是在宏观的观照点（日耳曼学），勋勒尔都构成了一组有机的张力，这里给我们的启发不仅在于“以小见大”，更在于“大小结合”、“学科融通”、“变易求新”。德系语文学学科的建设，既要承担其作为学术体制内外国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定位的职责，同时也要关注其作为跨学科的“学科群”的德国学的子学科位置，因为后者或许更关联到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内在性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既要考虑其在现行学术制度内必须完成的“与狼共舞”任务，同时更要思考其“变易求新”，即走向“德国①前辈学人如：季羡林（梵文、南亚研究等）、冯至（德语文学）、陈铨（中德文学比较）、田德望（意大利文学）。当代学人如：刘小枫（神学、思想史）、倪梁康（哲学）、陈洪捷（教育）、曹卫东（文艺学，主要是中文系）等。②他曾担任国际日耳曼学会主席（Pr覿sidentderInterna－tionalenVereinigungfürGermanischeSprach-undLiter－aturwissenschaft，IVG），代表作包括《歌德旧文本的新审视》〔ünchen1982（）〕、《歌德的色彩宗教学》（ünchen1987）、《歌德：浮士德———文本与评注》（JohannWolfgangGoethe：/Main1994）等，http：///wiki/Albrecht_Sch%C3%B6ne，下载于2009年8月7日。③Sch觟ne，Albrecht：觟die.München：CarlFriedrichvonSiemensStiftung，1994.④Sch觟ner，Albrecht：“Er觟ffnungsrededesPr覿βG觟t－tingen1985”（国际日耳曼语文学会主席在1985年哥廷根第七届国际日耳曼语文学家大会上的开幕词）inSch觟ne，Albrecht（Hrsg.）：Kontroversen，alteundneue（《旧与新的争论》）.Band1.Tübingen，中译文引自梁镛主编《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略有更动。2012年第5期东吴学术当予以关注的。在具体操作上，每个具体的学术机构都可选择依据自身的大学和整体学术背景，进行学术性侧重调整。譬如外语类院校可能会相对侧重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商业类院校注重经济学，师范类院校选择教育学，综合性大学选择哲学、社会学等。首先实现师资的学术背景多元，在此基础上可以不断进行调整、充实、整合。另外一点，就是在相关专业课程设置与研究的路径上，必须强化其学术史与学术前沿意识，以基本学理和学术伦理意识作要求。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老北京大学德文系的课程设置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再次，在学术命题和范式理论方面，我们可以尝试如何“以小见大”，努力选择新的命题可能。专业的转换、拓展和求新，原非唾手可得。那么，还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思路下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维？譬如，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设计出这样的线路：作品-作家-流派-时段-世纪文学史-文学通史。其理论（哲学）的修养背景方面则是：哲学思想著作-理论作品-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家-理论家-作——家——学思想-理论流派-文学流派—哲—哲——学思想史-世纪文论史-世纪文学史—哲学——思想通史-文论通史-文学通史。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举例说明：《强盗》-席勒-狂飙突进-十八世纪文学史-德国文学史；《雅典娜神庙》-施莱格尔-浪漫派-十八世纪文论史-德国文论史；《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启蒙理性-十八世纪世纪哲学史-德国哲学史。再进一步推及相关的德国政治史、社会史的线索。努力追求“学域联通”的效果。【作者简介】叶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059学”整体建构，或至少是形成有效学科群的问题，它有责任承担串连起周边学科的学术共进的使命。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途径，就不外乎要回答上述的若干问题。首先，在德系语文学的学科教育中，我们承担的究竟是怎样的责任？实际上这关涉到的是教育理念问题，即养成学生怎样的人格与修养。我觉得至少要做到这样几点：一是师资分类。德语教育与文学专业分道而设。即语言教师与专业学者进行层次区分。这样的思路，并非排斥大学者的基础教学或语言教师的更上层楼，而是强调两者的“道不同不相与谋”，其基本价值取向有异。二是学生修养的整体性化育。这其中除了一般性的知识传授之外，特别应强调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学养、其他补充性修养（诸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史的渗透）等的加强。三是教学拓展的大视野。语文学学科的发展，应强调大文化视野，即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教育一隅。事实上，有的大学已开始在德语系的背景中分科发展，如语言学、文学、翻译学、跨文化学、国情学乃至德国经济、德国外交类的专业方向。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是否坚持了“学术性”发展的方向，对于本就具有相当实用性色彩的社会科学类专业方向，尤其应当在实践中注意对过分专业化倾向的纠偏。至少，应当强调课程设置的多元性，即应大量增加历史、哲学，乃至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内容。这一点不仅对学生是适用的，更是对师资的高标准要求。这些问题貌似ABC，但对于“德国学”的整体建构来说，却是培育未来“德国学”人才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次，在学术制度上努力尝试在德系语文学学科之内引入其他相关专业背景的同人，诸如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国际关系学等，都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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