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墨海书馆对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的影响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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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墨海书馆对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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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开埠以后，大批传教士纷纷来沪，既把宗教带入中国，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进而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科学发展。墨海书馆创立后，不仅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引入中国，还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类书籍，同时也开启了明末清初以来第二次西学东渐的序幕。另外，墨海书馆后期大量的翻译活动还培养了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对中国人认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更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59。

一、墨海书馆的创立

鸦片战争失败后，建立了上海、广州等五处通商口岸。1943年11月17日，上海被迫对外开埠。1843年12月中旬，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等人来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将1816年由马礼逊夫妇等人在马六甲创办的巴达维亚印刷所迁往上海的事宜。最初，墨海书馆的馆址位于上海小北门外大境（今黄浦区大境路）；后经伦敦会的委托，麦都思在上海洋泾浜北的山东路购买了地产，于是在1845年，墨海书馆又迁至山东路新址。1846年，墨海书馆印刷所建成，麦都思又将原巴达维亚印刷所正式更名为——墨海书馆［2］。此间，又有大批传教士来到墨海书馆，如伟烈亚力、美魏茶、艾约瑟、施敦力约翰等人，而这些人也成为了墨海书馆初期的主要工作人员［3］。

墨海书馆创办初期，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福音，其业务内容也主要以翻译、印刷《圣经》等宗教书籍为主。此时，麦都思在负责管理墨海书馆的同时，还与施敦力约翰和美魏茶共同进行着《圣经》的翻译工作。由于麦都思等西方传教士难以驾驭汉语万千词汇的运用，再加上对中国传统以及中国风俗的不了解，只好再聘请一些中国文人对其翻译的《圣经》加以润色，以弥补传教士们翻译过程中的不足；而这些中国文人则被称之为“秉笔华士”。1851年之后，墨海书馆开始陆续翻译一些非宗教书籍，因此也开始大量聘请中国文人加入到他们的翻译活动之中。1849年，王韬成为第一个进入墨海书馆进行翻译活动的中国文人。开始，他只是帮助传教士们对《圣经》进行润色；由于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圣经》的翻译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本人也受到了麦都思的高度评价。随后，王韬又开始与传教士们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等。王韬之后，又有更多的中国文人加入到墨海书馆的翻译活动中来，如李善兰、管嗣复、蒋敦复等人。郭嵩焘曾对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详细描述：“有麦都事者，……自号墨海老人。……麦君著书甚勤……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伟君（伟烈亚力）状貌无他奇，而专攻数学。”［4］89这也进一步反应了当时墨海书馆的具体运作是由传教士与中国文人共同完成的。

墨海书馆属非赢利性质的机构，在创立初期，其主要经费来自委托书馆印刷《圣经》的个人或组织；另一部分则是大英经公会和伦敦圣教书会对其的资助。同时，对外印刷收入也是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墨海书馆后期，随着自然科学类书籍的大量翻译、印刷和出版，遂在上海兴盛一时；后因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的陆续离开以及美华书馆的影响，墨海书馆逐渐开始走向衰败，最终于1877年7月正式停业。

二、墨海书馆的翻译活动

墨海书馆自创立到停业的30多年间，其前期多以翻译出版《圣经》为主；但是，翻译完成的《圣经》，并没有得到麦都思等人所预期的效果。此时，正值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国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到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墨海书馆也自然就“投其所好”，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自然科学类书籍的大量翻译出版工作，以期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青睐，并希望借此来传播科学知识、消除国内人民对他们的敌视态度，为进一步的传教工作奠定基础［5］。

《数学启蒙》是一部较早的自然科学类书籍，该书由墨海书馆传教士伟烈亚力独立翻译而成。伟烈亚力在《数学启蒙》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爰述一书，曰《数学启蒙》……由浅及深，则其知之也易。”伟烈亚力在序言中明确了自己来到中国传播福音的目的，并努力通过借助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以期得到更多中国人的青睐。而此书的出版的确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梁启超也曾对该书做过极高的评价：“极便学者。”“秉笔华士”李善兰曾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天文类书籍《谈天》，该书发行之后，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李善兰在与朋友聊天时也曾谈及此事时说：“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这也足见，素有“秉笔华士”之誉的中国文人在墨海书馆翻译各类西方书籍中的重要性［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