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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德国学界的教义思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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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科学领域里，教义（Dogma）是科学研究具有真理要求、颠扑不破的定义、或基础、规范的理论观点，系统地展开、阐释教义的学问就是教义学（Dogmatik）①

一、德奥人文科学与英美自然科学

近代西方学术的发展从自然科学开始，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18世纪的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来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尤其是赫德、黑格尔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spirit）。在德国大学里，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科学、神学、法学、艺术学等院系；19世纪后，英美大学的人文科学则包括更多院系，但不包括艺术学。欧洲中世纪大学艺术系就有人文科学分支，除了哲学以外，还包括数学、语义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

德国人最先把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英语“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译为“人文科学”。狄尔泰让心理学、社会科学离开自然科学，归为人文科学，并使这个词流行起来，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产生了影响。韦伯却宁愿使用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里克特提出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名称。

直至19世纪，自然科学遵循实证研究原则，通过大量观察、实验和调查研究对象，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推崇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牛顿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圣西门、孔德，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准确化。法国人孔德（Auguste Comte）在《实证哲学教程》（1830年—1842年）、《论实证精神》（1848年）中提出实证哲学。他把人类认识的演变归纳为神学（拜物教）、形而上学（多神教）、实证（一神教）三个阶段，认为：“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1]63-87孔德认为，“实证精神坚持使社会科学与其他全部基础科学协调起来，……其他基础科学渐次成为这种终极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先导，……形成一门真正精神学科”[1]645。

孔德的实证哲学摒弃形而上学，拒绝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原因，只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上寻求规律。它以遵循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名，以经验论剥夺了人文科学探究事物本质的权利。例如，自然科学家可以说，家具是时间、空间、材料现实性的一部分，由木材制成，供人们在家里使用。但是，人文科学家仅作如此描述是不够的，要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家具创造者有哪些（最广义的）意图？这些意图与其时代是否是共同的？创造者曾想了什么？他在家具里放入了哪些意义？因此，提出意义问题是人文科学的根本任务，如罗特哈克所说，“人文科学家根本不研究物质，而研究人的作品，询问作品中为他预先规定的意义。我们称发现如此的意义内容为‘理解’”[2]6。

实用主义把实际效果看作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对20世纪美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1907年）、《多余的宇宙》（1909年）、《彻底的经验主义》（1912年），把皮尔士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40多年前提出的“实用主义”概念用于人生观、价值论等各方面，提出实用主义寻求真理的标准在于是否有用的理论。他举了个例子，人在森林里迷路，突然发现一条小路，就会想到如果沿着它向前走就会得救，“作为对象的房子是有用的，因此，真观念的实际价值主要来源于它们的对象之于我们的重要性。”[3]他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否定哲学应该研究事物的本质。这种把哲学认识真理的标准改成是否有用的理论，长期以来使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往往停留在事物的现象描述上，拒绝深入事物的本质。例如，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是美国大学通用的教材，它采用风格史模式，把西方音乐风格从低向高的发展描述得犹如生命进程。作为教材，它可以教授给学生一些必要的音乐史知识，这也许本来就是教材的功用；但是，作为音乐史编纂学著作，它的实用倾向却拉开了美国音乐学与德奥音乐学研究的水准，一直影响到1990年代出版的《诺顿音乐断代史》。

1950年代，德国人文科学界提出了教义思维及历史主义的问题以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