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而不立欲速不达世纪至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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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不立欲速不达世纪至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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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中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批判思潮。尽管中共中央于1956年和1961年两度对这类行为进行过制止，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批判活动并未完全停止，而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出现高潮。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由于“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研十四条》)的颁布，1956至1957年、1961至1966年这两个时段，科学批判活动相对较少，而50年代前期、50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氛围相当浓厚，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科学批判的文章，一些科学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可以称为批判的高潮期。

这一历史时期开展的各种科学批判活动，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批评与争论，而是来自科学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批判者认为，自然科学中含有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只有对之进行批判、加以清除，自然科学才能快速发展，而事实上则事与愿违，各种批判活动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反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1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于科学批判活动的反思，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即已开始。“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操纵“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了多篇批判爱因斯坦(, 1879～1955)及其相对论、能量守恒定律、大爆炸宇宙论等内容的文章，以“李柯”署名在杂志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揭批“四人帮”过程中，一些学者对他们的这种卑劣行为进行了批判。1977年，范岱年先生率先发表文章，对李柯批判爱因斯坦的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几篇文章进行了反驳，指出这种批判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反科学的。[1]同年，卫辩发表文章，对李柯《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一文提出了批驳。[2]1983年，许良英先生指导研究生屈儆诚撰写的学位论文，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活动的社会原因，探讨了北京和上海批判运动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并对批判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进行了讨论。[3]之后，此文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公开发表。这是较早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的学术文章。1986年，《中国科技报》开辟了“为了忘却的回顾”专栏，发表了15篇介绍热力学、电磁学、化学共振论、土力学、宇宙学、心理学等遭受批判情况的文章。受报纸版面限制，这些文章都比较简短，对论题只作了初步介绍，未能展开讨论。

我国的遗传学是受批判思潮影响最大的一个学科，李景均、胡先骕、谈家桢、卢慧霖、庄巧生、鲍文奎等一批著名遗传学家的学术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相关批判事件即成为中国当代遗传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内容。2002年，谈家桢和赵功民先生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采用一般介绍和专题回忆的方式，对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乐天宇事件、胡先骕事件、遗传学家的检讨和遗传学科被取缔等情况进行了专题讨论。[4]2004年，李佩珊先生的专著《科学战胜反科学》，对李森科在斯大林时代的发迹过程和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再度得宠与垮台，以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造成的影响，进行了专题论述。[5]

心理学也是受批判思潮影响较大的一个学科，不仅1958年全国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对该学科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批判心理学的浪潮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一度被撤销，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也被解散。1978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和《光明日报》都发表了一些对心理学批判进行反批判的文章。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彭飞教授(也是当年遭受批判的心理学家之一)发表文章，简单概述了195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而迅速波及全国的心理学批判运动，从科学工作中的法制与民族、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方面剖析了心理学批判的历史教训。[6]2006年，由薛攀皋先生口述、熊卫民整理发表了《自主与干预——心理学科在中国》[7]，文章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建立后受到的政治干预、康生挑起北京师范大学批判心理学运动、胡乔木对心理学批判运动的否定以及姚文元批判心理学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简单介绍和讨论。2019年，笔者的博士研究生方正撰写了学位论文《当代中国心理学的两次批判运动》，对发生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心理学批判运动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对批判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初步总结。此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8]和《朱智贤传》[9]等当代心理学史的著作中也都有一些简单介绍心理学批判情况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