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观与科学传播 ——谈任鸿隽科学救国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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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观与科学传播 ——谈任鸿隽科学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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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评价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1]，一语道出章太炎从事革命和治学的双重身份和成就。章太炎于1906年在“苏报案”发之后东渡日本，接受同盟会总部的倡议，出任《民报》主编，其间受留日学生的强烈要求开办国学课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均拜倒在他门下，日后成长为语言学家、文学家，直接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实，还有一位弟子并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恢弘的历史书写中，却实实在在地通过另一种“文学”道路为新文化运动直接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与揭竿而起振臂一呼“文学革命”的胡适是亲密的朋友，参与胡适和梅光迪文言白话的论辩，极力反对“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用胡适的话说最终“逼上梁山”，只好孤注一掷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新青年》，得到更为激进的陈独秀支持。这一笔历史过往尚没有让他留下过多痕迹，何况他提出大文学观，将科学文章纳入文学革命的谱系中去，这一文学见地能够纳入文学史研究。这位被忽略掉的文人就是任鸿隽。由于当今学科界限分明的缘故，影响了我们对整个现代文学革命生态的掌握和了解。我们所熟知的任鸿隽，是《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中国科学社第一任社长，还拥有中国自然科学教育家、化学工业科学家、四川大学校长等诸多身份。拥有这些学术身份之前，他是一位追随章太炎有着排满革命思想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不但参与革命暗杀活动，同时还撰写发表引起社会轰动的革命文章。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担任临时政府总统秘书要职。因而从政治救国转为科学救国这两个阶段来看，用“有学问的革命家”形容他也不为过，可谓步了老师章太炎的后尘。

从传统到五四，文以载道、“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姿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所改变的只是“道”的时代内容[2]6①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现代白话文提倡文学要承载现代人的世界观，于是就有了以周作人、沈雁冰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和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文学观念既要表达直面人生和社会的勇气，又要能承载现代人的苦闷和压抑，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追索。但其实还有一派文学观点，在新文学宇宙爆发之际，与上两者文学观念一起诞生，但是却与新文学史擦肩而过，完全没有被历史记录在案。这批文人从小受国学浸染颇深，成年后沐浴欧风美雨，因为走上了自然科学研究之路，科学成为他们改造世界的武器。虽然文学离他们渐远，但天然的文学母文化给了他们理解科学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他们应用科学观念回看文学，然后用科学化了的文学观念对国人思想批判。于是就诞生了本土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用任鸿隽夫人陈衡哲的话来证明，“ 那时（1914年）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3]

任鸿隽试图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文表达，将国文打造成能够与世界学术交流接轨的语言，即一套能够表述自然科学的汉语系统，这样的汉语系统因为富有理性能力可以承载自然哲学，形成新的价值观和审美体系。任鸿隽认为这才是新的文学。用他的话说，“文学主情、科学主理”，近代文学必须改头换面，能容纳和表达科学，才能以理智的情感打动人，教育和指导人生。这显然是中国传统的“主知”派古文观念在作祟。然而当时新文学在西方现代审美规定性的强烈影响下，章太炎所代表的这一派文学观终于成为文学史之外的文化存在至今。任鸿隽的文学观甚至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成为了科学史研究范畴。正视任鸿隽的“文学观”，分析近代文人的文化潜意识，才能全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全貌，了解文学革命的多重姿态，以及文人向学者转化、文学与现代学术彻底分轨的历史过程。

图1 任鸿隽（1886—1961 年）

图2 陈衡哲与任鸿隽

1 从对章太炎亦步亦趋直至超越：古文经学是任鸿隽至关重要的学术背景

1.1 任鸿隽的中学时代：“合中西之言”的《訄书》打开任鸿隽的革命和学术视野

任鸿隽从小在晚清复杂的思想环境中成长。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在促进西方思想传播、达成文以致用、开启行动和思想革命闸门上发挥着共同的作用。任鸿隽出生在1886年，6岁进家馆学习四书五经打下很好的旧学功底。8岁时赶上多事之秋。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遭失败。维新运动之后，梁启超的“新文体”逐渐成为科举取士的流行文体，“做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便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4]。18岁时，任鸿隽以优异的传统策论文章考取秀才之名，于1904年“未废科举前最末一次考试”“以第三名”[5]被取为府学生。新式学堂的教育以维新思想为内容。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严复《群己权界说》，同时也有越封杀越流传的梁启超《新民丛报》，都激荡着年轻的任秀才之心，诱使他走上改良之路。“有人翻印梁任公之《灭国新法论》，读之尤令吾感动。”《灭国新法论》旨在宣传新民思想，呼吁效仿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在古老的中国掀起一场革命。慷慨的言论让年轻气盛的任鸿隽看来“渐不以校课为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学校面对这样不够安分守己的学生自然欲除之而后快，责令他转到短期师范班，一年半之后于1905年毕业。在这短暂的一年多学习中，维新派的今文经学煽动起了他的行动，而思想革命的种子则由古文经学播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訄书》进入他的视野。“答康书是以魏晋人的吐属，讲排满革命的道理，真是淋漓痛快，得未曾有。”“议论精辟，辞语尔雅，在当时谈革命的文字中可谓独树一帜。”“《訄书》则是他讲学的论著，文字艰深古奥，甚为难读。”尽管如此，“在一个暑假中仍把此书点读一过。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