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近代科学的儒家式解读及其意义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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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近代科学的儒家式解读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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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传统经典教育，“少涉百家之学，长通六经之恉”[注]《与潘宫保伯寅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正是其早期的学思历程的真实写照。然而他的思想并未局限于传统，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他又兼读西书，穷究物理。晚清以降，数万里之外的西方世界叩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由此，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康氏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形势的转变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落差。西方之器艺背后的基础是其自然科学以及更加核心的理性精神，这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中国与西方在“器物”方面的差距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而反思的过程必然会触动儒家之“道”，“道尊于器，然器亦是以变道矣”[注]《笔记》，《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那么，儒学应该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了的世界以应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思维方式的冲击？康有为采取了“续制新义”[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的方式，对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进行了儒家式的解读，体现了儒家在自然科学及现代世界面前所可能采取的调适之道。此外，19—20世纪既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时期以及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激烈碰撞的时期，也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的时期。康有为对自然科学的儒家式解读与融合，体现了儒家价值与科学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既是探寻儒家在现代社会存在价值的一种尝试，亦符合世界生态哲学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史意义。

一、三百年后，其可量乎：对诸欧异器的惊叹

按照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所载，他是在十七岁时“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开始接触西方的知识，而“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最先了解西方的方式。不过，这种了解仅仅满足了康有为的求知欲望，并未对其思想产生内在的影响。康氏开始自觉地进行对西学的研究是在光绪五年，即他从西樵山归乡、重新挺立其“不忍人之心”之后。这期间，康氏尤其关注“经纬世宙之言”。就西学而言，他又接触到了其他的如《西国近事汇编》等书，并且到香港进行了一次游历。香港之行带给康氏的冲击是异常强烈的。对待西人，应该破除传统的夷狄观念，这标志着康有为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基于此，他又重新阅读曾经读过的《瀛环志略》等书，并“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三年后，康有为至北京应顺天乡试，归途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随后，康氏即“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注]《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可见，康氏接触较早的乃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不过，这也为他进行初步的中西比较并进一步融合中西提供了最初的基础。

康氏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形势的转变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落差，“地体浑圆之说，出于《周髀·周公问》，而阮元不信对足底行之说，今则蒙子知之。道、咸以前，告人以有线焉顷刻传乎千万里，有器焉顷刻传言于数百年，虽有巨学，必嗤焉笑之，今则负床之孙，见而玩焉”[注]《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这两个生动的例子表达了康有为对中西发展进程之间的差距的震惊。他说：“物制既多，黄帝制之，三百年间，其盛如是，天运之急亦至矣。近欧洲算、化、光、电之学盛行，轮船，火车、电线，自嘉庆十六年迨至今数十年，其盛已至是，三百年后，其可量乎？”[注]《论时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康有为所担心的正是“天运”之变，可以看出他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了解、认同及对中国的忧虑。康氏又说：“诸欧挟其异器，横行宇内，隳突全球，若天上诸星之忽下于地也，遂破吾数千年久闭之重关，惊吾久睡之大梦，入吾之门，登吾之堂，处吾之室矣。自尔之后，吾中国为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矣。”[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这是康有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可谓切中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