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视野下的清末无神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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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子”虽不语“神”，但“神”在历史上却常常被无限放大，虽然不乏无神论者的抗争，但是由于“君权”借“神”来为其统治合法性言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子”虽不语“神”，但“神”在历史上却常常被无限放大，虽然不乏无神论者的抗争，但是由于“君权”借“神”来为其统治合法性言说，有神论“臻于至善”，拥有远胜于无神论的社会话语权。在革命派看来，鬼神使得国人深陷蒙昧之中，难以自拔，因此社会救亡的先导在于揭开有神论的面纱，启蒙国人。甲午中日战争后，广泛兴起的大众传媒，为无神论思想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本文以清季报刊中的无神论资料为中心，来梳理无神论思想的觉醒、特点及传播。

一、无神论意识的逐渐觉醒

神学思想直至清末依然充溢大多数国人的头脑。近代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可在他看来，圣人虽“敬鬼神而远之”却并非“辟鬼神而无之也”，甚至对于清王朝而言，鬼神实大有裨益于江山社稷，盖鬼神“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诸所不及。”[1]15可见，魏源并未跨出有神论的藩篱。不过在“西风渐紧”大势之下，原本固若金汤的神学思想逐渐松动。

康有为认为，“百年不变之法”，[2]63“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幼童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3]73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揭示出世间万象皆处变化之中。若进一步升华到神学问题，在“变”的宏观叙事下，神学也会慢慢淡出国人的意识。可是，涉及到孔子时，他又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力主“造神”以树立孔子的权威，可见，康有为在认识层面虽较前人有所突破，但是，有神论在很大程度上又纠缠其头脑。作为戊戌时期中国思想界领袖的康有为尚且如此，国人对于神的认识可见一斑。张之洞一向以趋新著称，然综览其所著《劝学篇》，张氏不但未对神学思想加以批评，甚至认为西方宗教同中国佛寺道观无差，“何能为害？”[4]33张氏的看法，固然有“启导愚蒙”的正面意义，但从清末反教斗争情况来看，他对神学还缺乏清醒的认识，缺少对西方宗教势力入侵的警惕性。“趋新者”如此，当时国人的神学观亦难出其右。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伴随着西学的大量传入，有神论在中国受到新的冲击。当时的进步群体特别是革命派创办了诸多刊物，这些刊物直陈有神论的巨大危害以及其荒诞之处，引导着民众的觉醒。

《浙江潮》就发现信鬼神者认为鬼神智慧超绝，权势甚赫，不仅操纵着人群生死还决定着国家兴亡。有文章指出，有不少国家因为笃信鬼神以致邦国倾覆，种族殆尽，如：非洲人以木石为神，聚而拜之，而今种族几乎灭绝；安南人素来喜欢“蛊魇之术，而邦已覆矣”；回教至今仍然坚持礼拜的习惯，但是土耳其、波斯、菲律宾等回教国“或殆或亡矣”。[5]1足见鬼神之势不可谓不大。作者不由感慨：中国目前“实可称为纯信鬼神之国”[5]2目前的处境不啻盲人骑瞎马。《浙江潮》和《觉民》采用了以中外对比的方式来倡导无神论思想。《觉民》有言，印度人焚香顶礼，诚心奉拜偶像，甚至有人以溺死于恒河作为登天之径，但神灵终不能保全其祖国；埃及人以华衣鲜食奉祀大型鸟兽，但神明最终也未能救埃及于危亡之中。这足以说明信鬼神者，将希望寄托于鬼神，而“自待者轻”。作者反问道：如若鬼神有灵，何不暗中施以援手，拯救“同胞于十八层地狱中”，而共建五光十色，锦绣繁华之乐土耶？[6]34作者以此论说，希望世上信鬼神者，能够醒悟。《江苏》也指出中国“无时无鬼，无地无鬼，无人心目中无鬼”的现实。作者同时也指出任由鬼神观念充斥国人精神则中国“欲其与世界竞争，为黄种吐气，以免分割之祸，以伸民之权，更无望矣。”[7]1

不仅仅是《江苏》、《浙江潮》、《觉民》有无神思想的论述，其他刊物如《大陆》登载了《唯物二巨子》，《河南》的《无圣论》，《民报》发表了章炳麟的《无神论》和《续无神论》等，可见无神论在清末屡屡见诸报端。这说明在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有神论已经成为民族国家进步的障碍，成为进步人士要“启”的“蒙”。

二、以科学启发民智

西方自然科学诸如进化论、微生物学、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在清季大量“东进”。自然科学带来了哲学上的新思考，使得无神论思想有了新的理论支持。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引入大量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解释与人相关之诸多现象，进而揭示出鬼神、宗教之虚妄。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0/1019/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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