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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规模量化历史数据库检验中国的长期代际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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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量化数据库与“求是型学术” “求真”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共同的最高原则,历史研究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非价值观,这是中西方史学家长久以来共同追求的核心守则。在中国历史
一、量化数据库与“求是型学术”
“求真”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共同的最高原则,历史研究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非价值观,这是中西方史学家长久以来共同追求的核心守则。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之所以能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将“秉笔直书”作为史家之最高准则。在西方史学研究中,兰克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他“据事直书”,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学术追求,因此被视为引领西方史学研究进入近代的标志性人物。然而,16世纪“科学革命”以后,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自然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逐渐分化,自然科学研究着眼于发现,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强调解释。从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自然科学研究逐渐转化成“求是型学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则归于“解释型学术”①“求是型学术”和“解释型学术”为作者根据英文定义进行的意译,参见,Scholarship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 or ,N.J:Carne gie Founda tion for the Advan cement of Teaching,1990.。
近年来,量化历史数据库显示出为“发现”和“解释”搭起桥梁的作用。近50年里,尤其是21世纪初,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有所更新,量化历史数据库的构建开始冲破“解释”的桎梏,向着“探索新知”迈进。所谓量化数据库研究是统指各种搜寻能够涵盖一定地域范围、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整体性大规模个人或其他微观层面信息的系统(一手)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数据格式进行电子化,构建成适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量化数据库并进行定量研究的方法。量化数据库研究多以“大数据”为基础,关注材料的系统性和可量化数据平台的构建,重视对长时段、大规模记录中的各种人口和社会行为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分析,以此揭示隐藏在“大人口(BigPopulation)”中的历史过程与规律。
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传统官方文献中至少有三类非常适合数据库化和定量研究。第一类是历代户籍材料;第二类是与户籍材料相伴随同样历史悠久的土地及财产占有与分配登记材料;第三类是官员铨选材料,隋唐以来,考试(考核)成为中国社会选拔精英人才的重要方式,历代皆有数量惊人的科考或官员铨选材料,这些材料历时长,系统化程度高,是不可多得的量化数据库素材。
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两位目前均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以下简称李—康团队)一直是大规模微观量化历史数据库构建与研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大规模个人层面微观数据库的构建与研究是近些年的学术新动向,新的中国个人层面微观历史数据库的构建,对推进东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认识有着重要影响。李—康团队依靠以档案登记为主的史料,围绕着四个主题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个人层面微观历史数据库,进行建设和研究。这四个数据库分别是近代以来的土地财产、大学生、职业技术人员和官员群体个人层面历史数据库,数据跨度超越200年(1800-2000),包含超过200万人次的个人生命历程。其中有约100万人次为独立的农村农民数据,100万为城市中官员、职业技术群体和大学生数据。
这四个主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和理解,在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中,谁获得财富,谁获得教育,谁获得职业,谁获得权力;将其串联起来,又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的长期“代际遗传(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问题。所谓代际遗传,亦称代际传递,是社会科学家借用的生物学术语,意指社会地位、资源禀赋等在家庭前后代际间的影响或传递,是分析社会流动性和理解社会不平等形成的关键。这四个主题数据库,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界从多维度和长时间两方面推进代际遗传问题研究:从过去以追寻财富遗传为主扩展到理解教育和职业的代际传递;从过去强调血缘、宗族对后代的影响,到更直接地探讨官职(职位)的代际传递。同时,从1800年到2000年约200年的时间跨度,可以将对代际关系的观察从两代扩展到三代甚至更多代。
二、多主题数据和多维度代际遗传研究
李—康团队通过构建量化历史数据库来理解中国长期代际遗传项目,最初是从构建财富数据库起步的,试图以此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与获得状况。
1.谁获得财富?
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平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现实困境,也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展开前,有必要澄清我们为何将主要的研究对象落脚于家庭财富而非收入。第一,一般而言,进入近现代以来,各个国家对于家庭财富都有相对完善以及统一的登记制度,这保证了历史材料的可获得性。第二,在进行经济社会史的跨国比较研究时,财富相较收入更具可比性。由于各国历史传统与制度等原因,收入的种类、形式更为复杂。第三,即便仅仅聚焦于中国,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巨大变化,在长时段内进行收入比较也较为困难。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0/1009/8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