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人类学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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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功利主义取向的影响下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至于出现了社会科学①在公众心目中无法享有与自然科学同样高的学术

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功利主义取向的影响下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至于出现了社会科学①在公众心目中无法享有与自然科学同样高的学术地位的现状，二者被认为存在着绝对的差异与对立。而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仅靠某一学科的“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因此，面对坚持有“两种科学”的观点，应该看到此类分营背后所蕴含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及该模式所带来的文化困境；寻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性与进行合作的可能。 远缘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为探索这种一体性提供了理论与经验的资源。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知识板块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远缘跨学科研究是生成于其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被简称为交叉学科）。[1]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数学家维纳就提出，在科学发展史上能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将是各个学科之间被忽视的“无人区”。60多年来，各类交叉学科的涌现与蓬勃发展印证了维纳的预言。作为远缘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交叉学科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隔绝状态，实现了在两大板块所属的学科之间概念、方法、知识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嫁接和借用之上，而是来自于学科本身的共性，这对一直以来的“两种科学”的“对立观”产生了质疑。 作为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医学人类学常被追溯到人类学对原始民族的健康观、疾病观，以及医药、信仰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兴趣上来。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志中不乏对生、老、病、死等信仰，以及基于这些信仰的巫术、魔术、习俗和药物的记录。早在1924年，著名的人类学家兼医生里弗斯就在其著作《医学、巫术和宗教》中对非西方医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尽管人类学一直都有着对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但直到1963年，“医学人类学”的名称才由美国人类学家诺曼·斯科奇提出。同年，随着《医学行为科学》一书的问世，医学人类学这门学科才得到公认，医学人类学也开始作为正式术语被使用。[2]人类学家费伯奇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医学人类学作出以下定义：医学人类学是阐释疾病对个体和群体影响，探索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与机制的学科。它强调与疾病和健康有关的文化与行为模式。[3]这种对健康与疾病的研究兴趣来自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视角——将健康与疾病作为一个文化范畴加以考察。 医学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西方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本身在战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4]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开始提出各种综合性的研究范式。不同于二战以前社会科学各学科着力建设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的研究兴趣，战后，学科的交叉性、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过去多用自然科学的数学和统计方法被运用到了政策制定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当中，社会科学不再被排除在研究技术的发展领域之外。政策研究、社会调查被认为为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种族问题等问题提供可信的建议。与此同时，在技术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之下，社会科学出现了“理性化”的发展趋势。作为同时面向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社会科学开始掌握阐释理论和发展实践知识的手段与方法。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各种统计分析工具的应用，使得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不再仅限于观念上的思辨。而成为可以进行阐述、论证的经验命题。 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也影响到了医生与医疗卫生行政人员的观念。人们对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保健中所采用的替代治疗方法的兴趣与认同度越来越高。人类学不再被排除在在医学领域之外，或者仅仅作为剩余医学——民族医学而被专业医生忽略或轻视。在传统健康与疾病的话题与专业医生和卫生行政人员之间，人类学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医学人类学的整体论的研究方法使得医疗系统与更大的文化模式相关。人类的身体也多样化地成为生物有机体、社会性、文化性的综合体。当代医学人类学由此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并成为发展迅速、成绩卓越的交叉学科。为了更好的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二者的交叉学科——医学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着手，探索超越二元对立困境的两种科学的一体性。 一、当代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基础：自然科学的文化属性 在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看来，疾病是由文化所建构的，他相信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焦虑障碍等精神疾病都是文化的概念，文化塑造了人们的生理体验，建立起健康与疾病的区分。作为开展研究的重要前提，医学人类学关注疾病、医疗与文化的关系，这种关注不仅仅出于人类学对社会文化的强调，还来自于医学这一自然科学本身的文化属性。这一点可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方法上窥见。 （一）研究对象——人与自然的统一 受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被认为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其中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世界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这种差异暗含了研究者对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的看法。受此影响，在自然科学中，过去许多学科只从“自然”考虑问题,并将人类以外的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绝对，备受推崇的“科学理性”也是由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发展而来的。不同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绝缘体”的认知。相反的，自然的物质世界也存在于相应的文化脉络之中，与经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这种自然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一方面出于整体论的研究视角，更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有关：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科学的“物质性”的研究对象，在其研究的出发点就被人为的符号化为文化场域中的特殊对象。 因此，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科学家们开始转换研究的出发点。这种转换在医学人类学中表现突出：传统西方医学建立在身心二元的立场之上，身体被认为是生物人的自然性的体现。其与精神性的心智是对立存在的。因而对医学的探索建立在认识身体构造为目的，揭示身体的进化、组成、构造的科学之上。这种对自然身体的关注深受由于解剖学发展所带来的身体观的影响。生物医学理论家阿尔万·费恩斯坦将疾病认定为人体的结构或化学损伤。[5]生物医学着力在在通过各种医药与治疗技术实现对细胞这一最小人体单位的观察与治疗。医学人类学的出现则试图超越这种身心的二元对立。将生物现象、个体的心智和更广阔的文化、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社会组织和文化被认为能对疾病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人们获取医疗资源的环境与条件，还能影响到在这个具体环境中人们如何看待病人、病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疾病、以及人们将采取怎样的方法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同环境中的物质性的细菌、毒素一样，社会文化也会引起疾病。不同于生物医学的病理机制的假设，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生理事件，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就像凯博文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表达的那样，肌体的痛苦与病痛不止起源于身体内部的困扰，还来自于身心的与更广阔环境之间的失调。 （二）研究者的社会化与能动性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的能动性常常被忽略，在考虑到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中时，自然与自然界被认为是外在于行动者与研究对象的没有意识的客体。自然科学家被认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缺少共同的知识构成与相互沟通的桥梁。与之相对的，社会科学家则被认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共享着意志和行为空间。但也因此，社会科学家被认为与生产社会现象的普通大众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认知一方面忽略了自然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专业性。 科学的创造主体是人，人作为科学主体具有统一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并进行着统一的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和人文认识，也建构着统一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受其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并形成了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所从事专业的专业知识和资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研究者对问题、方法、研究路径等的选择。而不同研究者自己的文化背景也是这些研究中或然性和可能性的来源。作为一项规范的研究，研究者要充分整理此前的研究成果从而提出研究问题，还要根据该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人员安排等等都要被精确地考虑和计算。因此，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者都充分地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一别传统医学专业对病患解释和医生社会化过程的忽视，不再将疾病看作是被量化的生理指标的失准，将治疗看作是标准化的规范操作，或将医生看作是标准化诊疗规范的执行者。而是强调医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将关注病人对病患的描述和解释。同时将医生的社会化过程，求学经历、个性、价值观念等因素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医学人类学家罗伯特·汉在其研究中关注了一位内科医生巴利·西格勒的工作过程，除了具体的诊疗过程之外，罗伯特还描绘了这位内科医生在信仰、个性、教育背景以及人际关系等细节。这些细节被认为可能影响着这位医生的行医过程。[6]与此同时，医患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被赋予重要的意义。这种建立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动之上的对疾病的解释，为医患双方提供了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影响、以及相互“抱怨”的机会，也被认为影响到疾病的发展与治疗。 （三）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常常被认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重大差异之一，自然科学常常被认为是运用逻辑的研究方法，而社会科学常常被认为包含着太多的非逻辑性。这种观念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的偏见。因为事实上，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逻辑性的尤其是非逻辑性的研究方法越来越被研究者重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逻辑方法包括类比法、分析综合法以及归纳演绎法②。非逻辑方法则包括意象、想象和幻想、直觉和灵感。 “意象是在有关客观事物的印象、表象这类生动形象的基础上，经过形象分析和形象综合面建立起来的。主要以形象的形式而不是像概念那样以抽象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其次，想象和幻想。想象是对记忆中的意象进行加工而获得的新意象或设想的思维过程。幻想也属于想象，它是一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第三是直觉和灵感。直觉是指不受逻辑思维约束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在高度复杂的思考活动中常见的一种现象。”[7] 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运用逻辑性的研究方法，还利用非逻辑的方法去建立身体的图示。首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内，医生对病人的诊断，以及医患双方对疾病和身体的认识都建立在影像技术和其他仪器的检测之上。有鉴于此，身体被认为是各种器官、肌肉、血液、肌理等构成的整体。根据这些技术所做出的局部身体的观测直接帮助医生作出最终的诊断和诊疗措施。但影响到病人对自身疾病关注、以及医患双方展开医疗实践的因素除了西方生物医学的临床诊断，还建立在他们本身对身体和疾病的理解和想象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就记录了一例萨满利用象征的力量帮助产妇解除痛苦的案例。萨满借助获得一致认可的群体对身体的想象，向产妇解释她感到异常和痛苦的原因所以，并借此将偏离正常秩序的情况归位，达到治疗产妇的效果。[8]这种对身体、疾病的想象即被称作象征的效力，被研究者发现在于非西方医学的治疗实践之中。 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与解释 早在19世纪，狄尔泰就将“理解”与“解释”间的对立当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界线。并将理解与解释分别指向了精神与自然、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解释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因果解释和定律论解释的自然科学相反，历史学和精神科学被认为是“理解的艺术”。结构解释是局部行为，它旨在阐明个别命题的意义范围。而理解则是直观综合的，它旨在领会由局部意义构成的整体意义。利科在“文本”概念中找到了实现理解与解释目的的方法。[9]作为由不同语句构成的有机整体，结构性与文本性是书写的重要特征。利科认为，在人文科学的文本解释中，不能排斥结构分析的方法，而应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关系，是理解与解释作为两种不同而又联系的认知方法形成的互补关系。借由“文本”概念，利科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解与解释结合起来。一方面，自然科学中的文献资料、科学论著和文学作品一样属于文字作品,具有解释学属性；数学公式、试验的图像、照片也和人文科学中的绘画、雕塑、电影拷贝等一样，具有后者具有的解释学属性；“富有意义的人的行为”在自然科学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解与解释都是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有效途径。正如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脱离“因果解释”一样，在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关系中,自然科学也需要“结构解释”,尽管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解释特征。 在此基础上，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医学人类学较好的运用了理解与解释的方法。对疾病的解释是凯博文的创见，他认为应当对疾病（disease）和病患（illness）进行区分。其中疾病是生理疾病的客观现实，因此集中关注的是病人的身体，并认为个体的血肉之躯是疾病的源头。疾病存在于身体之中，而各项身体指标的检测与判断也是医生的知识和治疗病人的依据。正如凯博文在书中写道“疾病是身体器官或者系统中的结构和功能的反常”。因此，生理上的干预被认为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病患的概念，是病人对疾病的主观体验和感受，不仅把身体，也把个人、身体，与社会环境一起视为疾病的源头和发源地，患病感是生活和社会功能中体验到不认为好的变化，人类感到生病的经验。因此，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以生物医学上被称为疾病的状况不一定被认为是病患而困扰病人。而另一些被认为困扰个体的病患的症状也有可能并不属于疾病的范畴和解释。在他看来,医学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机能之一。无论是疾病的解释还是医疗和护理过程都应该被认为是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作为对文化研究有着先天优势的人类学，应当探讨疾病的文化基础和人类寻求健康的策略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医学人类学更加关注由文化构造起来的病患的解释。医疗制度也被当做是一种文化体系根植于某种文化系统之中。因此，生物医学的医疗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非西方医学多样化医疗系统也应当被给及尊重。凯博文关注复杂的医疗制度，对中国文化中疾病与治疗进行了详细民族志分析、并且促进了与象征和解释以及社会建构的论著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在这种观念下，疾病是由文化建构的，要了解疾病就应该把它放在人们所处的文化场景中加以分析与理解。医学人类学中的很多理论争论正是在研究疾病、健康与治疗的过程中，围绕如何定义与处理文化的问题而展开的。为了使医生更好地了解病人的解释模式，研究者将个体的病痛经验转换成具有文化、社会与主观价值的分析文本，并将个体的生理过程、文化意义与社会关系连接起来。解释人类学与文化建构的观点的出现，还使得一些学者把对健康与治疗中文化建构的强调直接转向生物医学的文化、实践及医学知识，包括对疾病病种的考查，这就是所谓生物医学的文化建构。 三、道德的重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道德命题 正如福柯的对知识权力的论述一样，自然科学的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并起到干预和控制人们的行为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或者是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为了获得本体上的安全感而逐渐依赖于自然科学的技术与知识。由此，自然科学不再是道德无涉的领域。而开始成为学者、公众、非营利组织、政府等关注的道德、伦理命题。由此可见，道德问题并非是社会科学领域内部的命题，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从转基因食品到药物滥用所导致的病毒的变异和人体耐药性的提升。由自然科学所引起道德问题正越来越紧迫地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一方面，科技进步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些的社会问题。像是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核电站的安全问题等等。新技术不仅仅为人们带来高效、高速、高回报等一系列正向的后果，还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安全的隐患，使人们身处风险社会。而这些后果本身也正在影响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例如Px化工项目的频频下马已经在我国多地形成了“上马——抗议——停止”的模式，一系列避邻运动的开展也使得大量新技术除了要回答并解决技术安全性的问题之外，还要遭受民众对道德和伦理拷问。除此之外，自然科学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伪科学现象。在标榜科学的外表下，一些人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依赖与敬畏，给人们灌输一些理念和产品。因此，研究者要谨慎对待和使用“科学”二字去判断某些技术与文化。而是要更全面地了解科学进步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科学”背后的利益关系。 在医学人类学的领域里，道德不仅是导致病患和治疗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还是处理医患关系中的核心命题。病人道德世界的失衡是一些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凯博文的所著《道德的重量》一书中，讲述了数位遭遇各异命运迥然的人物故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有着深刻的反思。像是前二战军人科恩的故事，科恩在二战期间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参与了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战争结束以后，科恩接受了大学教育，并成为了一名事业有成的法律事务所合伙人，还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尽管在生活与事业上收获颇丰，他却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并深受其困。在心理医生面前，科恩讲述了自己痛苦的根源——自己作为一名士兵在太平洋战场上所犯下的暴行。每当想起战场上血腥的画面他都痛哭一场。他不仅为自己凶残和堕落而自责，还为社会的伪善面目痛苦不已并备受身心煎熬。在这个案例中，医生面对的是病人无法逃避的过往，因此他要医治的并非医学问题，而是备受拷问的道德问题。 综上可见，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医学人类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者的社会化、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应用与道德命题的讨论这五个方面展现了两个学科的一体性与合作的可能。在整体化与多元化的趋势下，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无法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悖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身的知识基础。跨学科的合作与交叉学科的出现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可能的方法。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0/0817/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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